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为止，我已9次访问美国。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1980年10月作为访问学者我第二次到美国。当时我国刚开放不久，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加上留学生一共只有400人，还不到今天一所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一年以后我离开美国时，在全美国的中国学者已增加一倍，也不过800人。

我能有这次机会，还要从1978年说起。当时在北京举办13国国际农机展览会，急需懂业务并懂英文的人，尽管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用过英文，我还是被推荐到农业部参加这项工作。在展览会正式开幕以前，向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关于取消和外国人接触必须两人同行的规定。整个展览会上心情很舒畅，工作也很顺利。在这以后，我又留下来参加展览会的收尾工作和农业部组织的为进口农机培训人员及教材翻译工作。于是有机会认识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机公司-约翰-迪尔公司。该公司提出愿为我负担一年的生活费用，学习计划由我提出，公司负责安排落实，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 这个动议学校很支持，省里批给我9,000元人民币的外汇，作为我的国际旅费和学费，我就上路了。

我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校和中国农机界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去的第一人，行前院长余友泰教授要求我去了解一下美国的农业工程教育，因为我上的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实行全学分制，了解美国的大学教育不会太难。同行的前辈们建议我去那里钻研一下系统工程，以后好将这门学科移植到国内来，尽管有了上述打算，具体的访问计划是在到了美国以后才形成的。

比较特殊的访问计划

到美国以后的第一周时间，用来解决在中国出版迪尔公司教材时，由于中国的纸张及印刷机和美国所用的规格不同，美方提供的胶版必须重做所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在那里看到一本800页的书稿，交稿后不到一周就能见书，真是大开眼界。在这一周里还用来了解公司的情况，这真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每年用在研究方面的经费比当时我们全国的科教经费还要多，用在我头上的钱，算资助教育，可以抵税，所以很大方，我按公司员工出差时的待遇，身上随时维持着公司给的$2,000旅行支票，住：一般三星级但没有限制 ；食：每餐$20以下不要收据；行：在美国国内交通，越洋邮电全部实报实销。而当时，不但我家里没有电话，整个农学院因为新址建校，只有一部电话机，放在校办公室门外走廊里供大家用。 此外,每周一次电影，上飞机前买本杂志，出席会议的登记费等，只要每周填写一份报销单，都由公司负担。不过零花钱要通过打工自己去挣。 美国的许多知名大学都受到迪尔公司的资助， 所以对我去访问，无论何时提出，各大学都能积极安排。国内派出的访问学者，包括吃，住，零用在内，一共只有每月$400的生活费，几乎没有旅行的条件。 为了充分利用给我的条件，比较全面的了解美国的农业和农业教育，我放弃了在一所大学里攻读一门课程的想法，计划先用三个月的时间访问一所大学的农业工程系，通过解剖麻雀的办法，了解他们的大学教育， 再用三个月到拖拉机厂搞我的本行（农机制造)。 以后六个月的时间里，则打算一半到学校，一半到农场和工厂。结果在这一年中，我先后访问了十几所大学，好几家大工厂，大公司，研究所，许多农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加拿大边境到墨西哥边境，一共到了二十几个州。

我首先到了农业工程学科比较强，在印地安那州的普度大学农学院。安排我住在研究生宿舍楼里，系主任得知我回去要办一个农业工程系后，同意我旁听系内所有的讲课和实验课 ，直接找教授们谈话，参加系里的会议，甚至包括职称评定，经费分配等。他本人和教授们还带着我接待农业部，能源部来考察的人员，一起下乡向农民作推广工作，出席美国农业工程学会年会等活动。在系主任的职权中，我找到了他的一项最重要的一项权力，即根据院长给他的全系工资总额，他有权决定系内每一个人明年的工资可涨多少。吸引并建设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是系主任的事，院长的工作则是物色好的系主任，校长的主要任务是为学校找到更多的钱和物色好的院长。人才可以流动。在我看来最难解决的人事管理问题，原来解决起来的基本道理竟那么简单。他们每个教师要教好几门课，这和我们一门课几个人教，人才不能流动，一次分配定终生，大家都吃大锅饭，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一些国内还没有开设过的新课，如:能源，环境，食品工程……， 因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参加全部课程，只有请有关教授作必要的介绍，好在他们都很热情地给了我不少帮助。美国的州立大学农学院，兼管教育、研究和推广，从州到县的推广站由大学的农学院来领导。经常有农民到大学里来和教授们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毫不紧张和拘谨，其精神面貌和中国农民大不一样。那时我想应该把中国的农学院办成被农民认为是他门自己的大学。这是我到美国后在普度大学最大的收获之一。

与我打招呼的人比与厂长打招呼的还多

在普度大学的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公司派车接我回到迪尔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伊利诺州的Moline，略作休整和总结。东北农学院把我寄回去有关普度大学的总结印发给全校参阅。以后我知道在我离开后，我在普度大学的鉴定材料也到了公司。凡是迪尔公司为我作出的安排，所有和接待单位之间的来往联系信件，为我制订的活动日程表，以及最后的鉴定，都寄到公司并保留在有关我的档案里。几天后拖拉机厂的人事部经理驱车来接我到工厂所在地，依阿华州的Waterloo，如果说普度大学所在地West Lafayette是一所大学城，那么Waterloo就是一所工厂城，工厂并不办社会，但居民大多是工厂职工或为工厂服务的人。在工厂附近上理发馆理一次发，就可以听到许多有关工厂的热门消息。我在听过对全厂的介绍以后，决定以工艺部门为基地，分别到人事、生产、设备、质检等管理部门学习，再以大部分时间下车间，在车间里则以工段为单位看工人操作。每周我都有一个按天、并以小时计的活动计划，详细规定了活动内容，接待我的部门和人员，时间一点也不浪费。当时在国内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如果把它搬到美国，也就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水平。而我到了这家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进的拖拉机厂，许多在国内时只是在书上看到过，有些甚至是都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像往里吹凉空气的铸造工人的头盔，室内空气呈负压不往外排尘的铸造车间，计算机管理的高架仓库，由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组成的柔性生产线，数显三维精密测量仪等，跨越了40年的时空，都先后出现在眼前。生产车间里没有一台万能机床，所有的自动半自动机床全都按流水线排列，一个人要看好几台各类机床，工人什么都得干，无所谓什么车工、铣工、钻工。无人驾驶的机器人小车来回运送物料，走到门前，门就自动打开。计算机控制的装配流水线，可以同时装出不同型号的拖拉机。

在车间里，我以工段为单位，听过工段长介绍情况以后，在工人边上看，记笔记。尽管工作很紧张，工人还愿意回答问题，聊聊天的。工人的工作岗位，不是由工厂指派，而是公开竞争上岗。新工人往往只能干难度小，收入少或夜班工作。工厂生产的零件中，有的是我在国内培训班中曾经拆装过，有一次我发现一根轴的精磨部分的长度变了，我问工段长为什么？不料这件小事被反映上去，认为我这个人对拖拉机的情况了解很透，非同一般。以后我可以感觉到，我的意见被更加认真的对待了。我要求学习计算机画图，答应给安排，但总没有下文，亏得两位从台湾来的工程师告诉我，计算机室的头头向他的上级汇报，认为我是从共产党中国来的，不让我接触计算机技术。于是我找到这位上级问：如果你有困难是否要我找你的上级帮助。第二天计算机和学习文件都准备好了。这一年中，接待我的规格在不断提高，最后直到红地毯待遇。

工厂对产品质量要求极严，其中有一个措施给我的印象很深，即每月一次的红标签活动。每个月都要从已入库的拖拉机中取出一台来，全部拆开，仔细找出各种毛病，分析原因，严重程度和责任人，贴上红标签，并记录在案。厂长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开会，有关的人一身冷汗地把问题领回去，下个月如果再有同样问题的话，他就麻烦了。在车间里，每周也对每一种部件以这每种方式检查一次。工厂没有招待所，三个月的期间，我住在旅馆里，每天早晚由当天接待我的人开车接送。午餐往往是大家一起驱车上不同的饭馆，实行AA制（个人付自己的费用）。那时中美刚建交不久，还从来没有大陆来的中国人跟他们混得那么熟。 但是他们除了从小就都知道，要是往地下打个洞，穿过地球，出来就是中国以外，对中国其他一无所知，于是下班后，往往把我接到家里，请来亲朋好友，一起听我讲关于中国的事。饭桌上又有人问，明天晚上你有空么？请你到我家来 ，我们那里也有许多人想了解中国。 就这样，我每天要见到许多新面孔回答老问题。 太太们常问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你会做中国菜吗？会。于是以后请我到家里吃饭的，下班后，先一起到超市买菜，往往还要买一把快刀，他们家里的刀都钝得不能切片切丝。由我指挥，大家一起动手准备。我炒菜时，太太们拿着纸和笔，一面记一面问：多高温度？多长时间？多少用量？这些实在难以回答，我们做菜是艺术，可以即兴发挥，而她们是技术，严格遵循规范。尽管我的手艺平平，但满桌碗盘都已朝天，可见美国人家的日常饭菜平淡无味。另外一个问题是：你有家吗？有。你妻子也在美国吗？不，留在中国。看我50岁的人要只身在外离家一年，接着又问：那你怎么过的日子？ 我说一周内用一天写信，用三天读来信，另外用三天等下一封来信。说的人很平静，而听的人却早已热泪盈眶。他们出差在外，周五晚上都要赶回家。而我们两地分居，一年12天的探亲假，大家也都习惯了。可见两个不同社会在文化观念上差别之大。

往往在工程师家里认识了一位养猪的农民，于是请我到他家去，而在养猪户的家里认识的朋友，（也是主人请来听我介绍中国来的）又请我去他家看养牛。这样滚雪球，结交的面越来越宽。加上在双休日，经常有人约我参加集体或家庭的休闲旅游活动。有人请我玩游艇后，又有人请我在他的私人小飞机上由我驾驶翱翔蓝天（不包括起飞和降落），这些八小时以外的活动有助于我看到更多的地方，如饲养的美洲野牛，管道直径近两米的天然气加压站，城市污水处理厂，原子能发电站等。帮助我加深对美国的了解，以后我在美国期间的生活，都是这样度过的。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外乎：当时的中美关系正处在所谓的蜜月期，美国人天性好客，以及我适应了他们的习惯和语言。

三个月很快就到了，除了在科室活动，下车间，还旁听过生产会议，职员培训，访问过厂工会，在答应保密的前提下，让我看了正在开发的新产品……等。最后一天的安排是跟着厂长活动半天，看看他是怎样工作的。那天一早，厂长驱车到旅馆来接我，从工厂停车场到办公楼的路上，一路和我打招呼的人要比他多得多。厂长说：在这里你比我更受欢迎。中午厂长请我和几位和我接触比较多的人一起吃饭，大家一致认为我是在这家工厂呆的时间最长最受欢迎的外国人。午后人事经理送我回公司总部，我的行李重了不少，里面装了许多资料。汽车没有开往Moline，而是开到了机场。那里有一架小型双发喷气机等着，这架公司的公务飞机，把我送回Moline。公司在Moline 机场有自己的塔台和机群，董事长到北京就是坐自己的飞机来的。在Moline我总结了三个月来的收获和心得寄回学校。这份材料也被学校印发供全校参考（这份材料还被译成英文留在公司）。三个月里收获很大，而其中印象最深的恰恰是下厂前没有认识到的，既科学又严密的现代企 业管理。特别是人事管理。在和迪尔公司那么多的员工接触过程中，我没有听到过有谁对公司不满发牢骚的。在美国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公司实行分权原则，为了尽量提高效率，在基层在现场就近解决问题，每个人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可做出决定不必请示，但要负责。（公司副总裁对这个问题看得很客观，他对我说，无论是集权或分权管理，在美国的公司中都有成功的例子）。允许失败就像允许成功一样，大家可以大胆工作。为了不使员工在外受窘，公司的旅差费很宽松，但要求花公司的钱就象花自己的钱一样，在同样情况下，花费总要比别人来得多的人，很难得到提升。 每人只有一个上级，每半年上级要找每一个下级谈一次话，把对他半年来的评价当面告诉本人，并写成书面评语上报。公司保存的个人档案，本人可以查阅。下级也可以把对上级的意见越级上告。人人都受监督，也都在监督别人。人事部经理告诉我，他的责任是：发现和培养人才，把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子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本人首先会被解雇。剧烈的竞争，使公司在人事上不敢有所马虎。在人才不容易被埋没的环境里工作，我的心情自然也十分舒畅。

时光飞逝

上半年好像在上坡,日子过得很慢,下半年则像下坡,日子过得飞快。有了在普度大学和迪尔公司拖拉机厂的体验，我继续在美国到处奔忙，用一个大学教师的眼光，来寻找问题的答案。问题是：美国是如何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农业的。我所找到的答案用我们的话说出来就是：科教兴农。用他们的话说则是：早在1862年，通过了赠地法案，国家在各州拨出土地，用土地上的收入，办大学（农业和机械学院），吸收农民或农民的子女入学（当时的私立大学学费很贵，农民负担不了），并由这些学院无偿地向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到今天，当初的单科性学院已发展成综合性州立大学，但是原有农学院的性质依旧不变。在Moline休整后，我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Davis分校，Davis 分校的农学院很有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占一半，本科教学是为升研究生做准备的。农业工程系的食品工程很强。在加州看到由企业经营的现代化大农业，规模大，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经营方式不同于内地的家庭农场。Davis的教师队伍很年轻，大多忙于实验室研究，一天我问一位老教授，为什么年轻的教授们对农民遇到的问题不感兴趣？ 他说你问的太好了，我们也认为这是当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他建议我到另一所大学去访问，于是我又到了位于加州San Luis Obispo的加州综合技术大学，成为访问那里的第一位大陆学者。这所大学以实践为主，只有本科，不培养研究生，校园建设都由学生结合教学自己动手完成。我看到农业工程系的学生们上拖拉机课，正开着推土机平山头，参观了由上农业建筑课的学生盖的实验室。学生们赶着猪在大厅里吆喝，那是农产品营销课在模拟拍卖。在我看到过的所有大学中，这是唯一即使在工地临时围墙上也没有人涂鸦的校园。学生们对自己的劳动果实倍加爱惜。 这里的学以致用的教育思想很有特色，但是没有一定条件是做不到的。

美国的农业教育，除了大学以外，二年制专科和职业（高中）学校也很重要。我特地安排了三周时间访问了位于俄亥俄州 Wooster的农业专科学校。 它附属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农学院，专科学校的校长兼大学农学院副院长，以便于工作。专科的课程设置，很像除掉一二年级基础课后本科三四年级的课程。两年内，第一年上专业基础课，第二年结合实习，上专业课。80头奶牛群，只有一名教授，一名助理，一名工人，所有的活都由学生来干。马棚里的马，有些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良种马，养蜂专业只有两名教师，带着二年级学生到处放蜂采蜜。我刚到时，住在旅馆里，由农业工程系的主任早晚接送，我提出要住到学生宿舍里去，校长很为难，说学生太闹，怕我休息不好。最后拗不过我的坚持，在学生宿舍里给我腾出一间房间，房间很不错，室内有两张床（我一个人），全套卫生设备和电炉冰箱， 宿舍楼内也不闹，晚上有个别学生很有礼貌地敲门进来聊天。学生中还有来自缅甸，泰国等地的留学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校长做了大量工作，要求学生们在贵宾面前务必保持礼貌后的结果。我到各专业课教室去听课，往往临时被邀请来讲中国在该门课程领域内的情况。甚至还被请到当地的中小学去演讲。

一天早晨，系主任大发雷霆，原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教室里放着一台比房门宽得多的大型拖拉机，地板墙上没有一点划痕，黑板上写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克格勃！系主任！那是学生们在半夜里把拖拉机拆开后运到教室里再装起来的。系主任问我该怎么处罚这帮搞恶作剧的学生。我说我为你们能培养出这样能干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学生们是在用特殊方式向你汇报他们的学习成绩。虽然对中国一点也不了解，甚至有点偏见，系主任出于工作需要和礼貌，热情的接待了我，三周过后，他在机场送别我时，含泪握着我的手说：“请相信我，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美国的职业教育也十分成功，如果说大学的专科是培养技术员的话，那么职业学校是培养工人的。学校里的设备非常好，机械专业的实验室里，各种机床要比我们大学里的实习工厂还要多而且好。园艺专业经营着果树，蔬菜，花卉农场。商品专业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餐饮专业有一家对外营业的饭店并管理着校内食堂。汽车拖拉机修理，家电修理等专业都对外揽活，收费低廉。学校里还有理发，美容等二十多个专业，学生三年学成后肯定是一名熟练工人。以后还有许多接待单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农学院，派一名青年教师陪我，两周内驱车遍访学院在州内的各试验站，十年后，我校的硕士生、张瑞红在美国念完博士及博士后，到衣阿华州立大学农业工程系任助教授时，这位当年的青年教师已是该校的系主任，他向全系介绍，张博士就是史伯鸿的学生。美国历史最久的农机公司--也是迪尔公司的冤家对头--万国收获机公司请我到他们那里访问三周，在公司芝加哥总部大楼的陈列室里，摆放着我们的照片，那是1947年，该公司曾派了4名教授到中国教学，其中的一位，曾教过我，这些是他带回的照片。公司派专人陪我到全国各地所属的工厂、研究机构参观，给我的待遇力争要超过迪尔公司，农机部门总经理授权我在国内挑选2名学者，由万国公司负担，到美国学习一年。可惜，我回国后不久，该公司的农机部门倒闭了，被另一家公司合并，连提出这件事的部门总经理也被解雇了。

当我在内不拉斯加州的喷灌公司参观三天时，公司院前的旗杆上，三天内高高的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经理告诉我，这是对贵宾表示敬意，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遇到的不会都是鲜花和掌声。当我在Davis时，住在校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房主人是一位孤老太太，4名房客都是Davis的学生，其中两名是中国人，我及来自北京农业大学的一名教师。每人一间卧室，共用厨房和餐厅，北农大的老师告诉我，那大高个白人最坏。果然有一天我和那大高个在一起吃早餐，他指着我盘子里的食物问：你们在中国有这个吗？ 这些都不难回答，照实说就是了，他接着问：你们中国有民主吗？ 当时国内正在审判四人帮，电视上常有文革时的镜头。我说：我不能简单的说有或没有。你要有时间，就听我慢慢说，第一，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老百姓不知道选举总统，只希望有一个好皇帝，第二，国民党不给人民以民主，尽管有美国的支持，还是被打败了，因为共产党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给人民以民主。第三，毛泽东因他的丰功伟绩而被神化，于是出现了文化革命。第四，我们正在纠正文化革命的错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今天的民主比昨天多，明天的民主比今天多。从此以后，他不再来难为我了。 还有一次是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我住在研究生宿舍楼里，一天下午我回房间，在我门外的走廊里，地上坐着男女四个人，正在喝啤酒，看到我开门，其中一个问道：你从哪来？我从中国来。哪个中国？我从北京来。我被告诉共产党中国是我们的敌人，你为什么到美国来？ 我反问他：你从哪来？他说他曾是驻德美军，复员后在这上学。 我说我也曾被告诉美国是我的敌人，因为那时美国的炸弹落到中国的领土上，现在美国总统到了北京，所以我也就到这里来了。他似乎对刚才的无理有点歉意，递给我一罐啤酒说：请喝啤酒。我把类似的情况看成是送上门的宣传机会，从不轻易放过。

我访问的最后一站是迪尔公司的技术中心，那里集中了公司的精英，进行研究和新产品开发。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安排我向公司的智囊们做一次报告。 上午共有两个人做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将要开发的新产品，属于公司的机密，为了免去我等在门外的尴尬，我同意在许诺保密的文件上签名后，也在会场内坐着。那天我讲的是农业教育将如何影响现代化的中国农业，我讲到当前的中国农业教育是两头薄弱，没有职业中学和研究生教育，本科专业缺少产前和产后、农产品加工、贮藏保鲜、经营管理、环境保护等新学科。一个更加完善的农业教育体系，将对中国农业现代化起到的巨大的推动作用。我是把解放以来历次的教育改革和一年来在美国的体会结合在一起讲的。我讲完后，大家起立鼓掌。特别是迪尔公司中国地区经理打电话告诉我，公司的一些著名智囊人物，纷纷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因为是他邀请我到美国来的。这场报告是我向公司做的一年来学习成果汇报。

临别前，我到公司总部大楼，美国著名建筑之一--铁锈宫，向熟人话别。大楼显露在墙外的钢梁经过磷化防锈处理，呈铁锈色，楼顶是玻璃屋顶，大厅里常年绿树鲜花，小溪流水，就是一所室内花园。环绕大厅的各楼层走廊围栏都是玻璃的，办公的人抬头就看见花园，楼外是大面积顺地形自然起伏的草坪，水质清澈的池塘里，飞来的野天鹅，神情安详地在游弋，中午常务副总裁请我吃饭，代表公司为我饯行，半地下室的小餐厅的窗口，几乎和外面金鱼池水面相平，坐在餐桌傍，边吃边欣赏着鱼在游动。公司总部的整个环境，渗透着一种追求完美的企业文化。

按照我的要求，回国途中，我到德国访问迪尔公司在欧洲的收割机厂和拖拉机厂。那里生产的型号，较美洲大陆用的小，面向欧洲也是中国打算引进的产品。在欧洲的工厂管理层都是德国人，这是迪尔公司高明之处，但公司内部的官方语言是英文。纽约来的班机在法来克福降落后，收割机厂有人来接我，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双桥镇，晚上厂长设宴为我洗尘，他说本来他今天要启程到中国去的，为了迎接我而推迟一周，希望我回国后，在农业部做个证明。以后我在该厂的一周里，配有专职司机的厂长公务车，早晚就归我用。我问工厂的人事经理，为什么给我这么高的待遇？ 他拿出一份公司总部的来函给我看，上面列举了我的情况，对我的评价，以及对接待我的规格要求。 这位经理说我们给你的是红地毯待遇啊！ 之后我到了位于曼海姆的拖拉机厂情况也是这样。我身无一官半职，也无权签订大宗合同，我想公司之所以给我很高的待遇是因为：我身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以及对我观察了一年后的肯定。

生活在德国和我在美国时大不相同，报纸，电视（除了美军台）看不懂，上街逛商店因语言不通而别扭，时刻都有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好在工厂内和我接触的人，英文都很好，有些人英文讲的有美国口音，一问他还是德国人。拖拉机厂的厂长对我说：由于30多年来工人运动斗争的成果，德国工人享有很高的福利，每一个工人，可以在早上打电话来说，今天有病不能上班，无需任何证明就有4天的带薪假期。因此，工厂每天要额外准备20%的工人。这使得工厂产品成本增加，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结果是厂方和工人都受害，这使我重新认识我们的铁饭碗。解放初期，工人不再愁失业了，但又何尝料到过度的职业保障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呢。当时国内职工下岗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

知道过河时摸哪块石头

上面写的是记忆中留下的访美时印象较深的一部分，一年的访问学者生活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十分生动的描绘出改革开放的过程。那么出国访问，可以说使我知道过河时摸那块石头，对改革更有信心，更加坚定。

我是在1981年11月回到国内，先是忙着到处做报告。到佳木斯省农场总局讲现代农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讲美国的机器制造业，到省教委讲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看我这么做也太不自量了，可当时在农场总局讲完，佳木斯科委还要我给全市科技干部讲，省教委副主任孟新说：听了那么多人介绍美国高等教育，就史伯鸿给讲明白了。在校内，我在1982年到1983年先后担任农业机械系副主任和新成立的农业工程系主任。1983年到1994年任东北农学院副院长和院长。 系主任任内，时间很短，乏善可陈，而留给大学校长的活动空间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比系主任的空间还是要大得多，在我十一年的副正院长任期内，所做的决策和在国外学习有关的有三件大事。在这三件事上所做的决策，就成为省政府当初给我的￥9，000元出国经费的报帐单。

第一是：学校是按自身的能力还是按社会需要来设置专业。1983年东北农学院正在重新建校，再现文革前的辉煌是全校上下一致的愿望，当时的农学、农机、畜牧、兽医四大老专业已经不能覆盖现代农业对人才的需要，可人们还是习惯于按上级的布置办事，或左顾右盼，看看兄弟院校有什么动作，更不能提专业设置应从满足人才市场的需求出发 ，因为大学毕业生从来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哪能进入市场。设置新专业要经上级批准，批准的前提是不能增加经费，新专业的经费、人力都要从老专业抽调，所以阻力很大。在改革的大气候下，我们还是在全国领先或较早地建立了生物工程，食品科学，农业教育（为农业职业中学培养师资），环境保护等新专业，并改造了一批老专业，使得学校一直走在改革浪潮的前列。当市场经济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接受以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形成的观念淡出，类似的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一些了。

第二是：有了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农民种地就是不一样。文革时期，说农学院办在城里岂不是见鬼吗，省里一位领导也说没有农学院农民一样种地。于是，1968年在十几天里农学院就从和平路原址（现在的中医药大学），净身出户，被赶到汤源县香兰劳改农场。尽管说没有农学院农民一样种地是错误的，但是文革前的17年里，黑龙江的农民直接得益于农学院并不多，那时重教学轻科研，没有多少成果被推广到农民中间去。学校回到哈尔滨恢复重建后，我们立志要使全省农民因为有了东北农学院，种地就是不一样。学校下放期间，许多教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结合实际进行研究，80年代返城后，许多成果都陆陆续地出来了，学校组织大量教师和学生下乡，承包科技责任田，参加科技之冬活动，有些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就在乡下进行。学校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政府拨出的支农经费，经过层层截留到不了学校，师生下乡都要由捉襟见肘的学校财务来负担。使学校的支农活动受到极大的阻力。农民到学校来了，到办公室或家里找教授的多起来了，据农业厅统计，到80年代末，黑龙江的农民因为得益于东北农学院的成果，每年增加的收入达十亿元，现在城市居民吃大米随便了，鸡蛋便宜，猪肉变瘦，蔬菜品种丰富，提起这些，人人都说党的领导好。县里的领导在讲话的开场白里，一长串的"在……之下"，又增加了：在东北农学院某某教授的热情指导下。我们学校的工作终于得到了农民的承认，体现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

第三是：打通人才通往农村的道路。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别，使农村的孩子从小家长和老师就告诉他，好好学习，长大上大学，不当农民。更不用提城市的孩子了。要在4 年的大学学习期间，转变观念，使学生毕业后，自愿回到农村去是很难的。如果没有人才，农村的孩子上完大学都不回去，农村的落后面貌又如何改变呢？农业基础薄弱，又如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在全国各个产业中，农业又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部门，解放以来，全国所培养的农业人才，已有三分之二改行，剩下的，80%以上在教学和科研部门工作，只有不到20% 的人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解决人才通往农业和农村的问题，显然不是一所学校所能办的。但是，在这方面学校也不是无所作为的。1989年东北农学院被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我们把招生和分配改革作为突破口。 限制哈，齐，牡，佳四大城市的考生录取名额不超过30%，宁取低分有志愿不取高分无志愿的考生，扩大县以下单位的委培生名额。80年代黑龙江农村有二百多万高中毕业生，他们在家务农，但是无缘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有一位家庭农场主，把儿子送到我们学校农机专业进修，不要文凭，为了回去后能养猪和管理农场，该生又旁听畜牧系和农经系的课。学校开放实验室，他如饥似渴的参加，学习汽车拖拉机修理，因为这些知识他回家后都用得上，而其他学生新鲜一阵后就放弃了，这个学生成为全校学习目的最明确，学习态度最主动的人，每次考试成绩都在中等以上。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培养的学生。于是我们为在乡青年举办专科，实行单独考试单独录取，只录取在农业第一线工作两年以上的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黑龙江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却没有一所农业专科学校，我们虽然办了一些专科，但是我们还要培养硕士、博士，靠我们一所学校培养的专科生人数远不够用。在省教委的支持下，我们和省内四所老的中等农业专科学校联合办学，这些学校历史上曾经是东北农学院的分院，现用东农的名义在他们那里办大专班。这就使得省内所培养的农业人才结构趋向合理。一个以大学为龙头，以中专为骨干，各县的职业中学为基础组成的农业教育联合会成立了，共同为提高农民的素质而努力。在联合会里，上一级学校为下一级培训师资，下一级学校则为上一级推广科研成果。我们的农业教育系，为农业职业中学培养专业课教师，该系的学生要学会几种高产技术，回去后，可以教职业中学的学生，学生能用在学校学到的本事，帮助家里致富，这样可改变农民认为学完后也是回家种地，还要花学费，不愿意送子女上职业中学的观念。这个系只招来自职业中学的毕业生，职中毕业后也能升学，又可以增加它的吸引力。农业教育系现在已发展成职业教育学院。

在我省的国有农场的配合下，一批批毕业生自愿到边远农场工作，到90年代初，每年回到县里的毕业生都在70%以上。这样，人才通往农村的道路正逐步被打通.。也有不少人怀疑，由于农村生源水平比较低，大量从县以下招生，必然会降低学校的办学水平。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办学的目的，不是追求自我完善，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发展生产力。从长远看，生产力的水平和教育水平是一致的，如果黑龙江的农业水平很高，我们学校的水平决不会低，那时农村中小学的水平也提高了。反之，要是黑龙江的农业很落后，又有谁相信我们学校的水平却是很高呢。当前对教学水平评估的指标体系不考虑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有一定的片面性。我相信坚持面向农业和农村办学，随着我省农业的发展，农业大学的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反之亦然。

1991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农学院（我们的姐妹学校）院长第三次到我校访问，这所学校是1862年赠地法案通过后，根据该法案建立的第一所大学。他问我：主楼前面雕塑上的三个大园环代表什么？我告诉他这是象征我们的三项任务：教学、科研和推广。我们这所学校的成果使得全省农民每年多收入十亿元，或每个中国人一元钱，中国所有的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每个中国人每年能多收入一千元，全国马上就进入小康了。他惊喜的问，这些你是不是从我们那里学来的，他说没想到一百多年前美国州立大学的理念，使农民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在美国国内已经被人们淡忘了，却没有想到会在你们这里得到发扬光大，我要邀请你再一次到我的学校来，介绍你们的成功做法。1992年我应邀到他们学校访问时，他，这位刚退休的老院长也参加了我的报告会。

有文革前的雄厚基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在黑龙江省政府，教育部和农业部的支持下，东北农业大学顺利地进入了21世纪100所重点建设大学，211工程的行列。这个成果来自：有良好的大环境，上级的支持和全校的努力。就我本人来讲，则大受益于作为访问学者期间所增加的知识和开拓的视野。当初省政府为我出国时投入的￥9,000元，所带来的效益，难以用9,000元的多少倍来衡量。

从我作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学校里第一个出国访问的学者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九年了，现在我们的学校里，许多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系、院、校级的领导，都是近年来归国的留学生，涓涓细流已经汇成江河。从1980年连我在内全美国只有400名大陆学者的时候算起，到1997年我在洛杉矶参加庆祝香港回归万人大游行，及出席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举行的万人庆祝香港回归露天音乐会上，和成千上万名中国留学生、华人、华侨一起，齐声高唱："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短短的十几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啊！现在看起来许多很平常的事情，例如：自费留学，来去自由等，在过去都是无法想象的。所有这些变化，无一不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挣脱了固有的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泥里水里，一脚深一脚浅地，通过艰苦的改革，摸着石头趟过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呀！值此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自己近十几年来的一点经历，用以缅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和留学生政策。

史伯鸿，教授，东北农业大学原校长，黑龙江省欧美同学会第一、二届常务副会长，第三届名誉副会长。